1944年受英国政府委托形成的教育调研《巴特勒报告》（TheButlerReport）催生了“1944年教育法”，此后，英国公立中、小学一律免费，贫困大学生可向政府申请经济资助；法案鼓励了工人阶级家庭的孩童接受高等教育。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英国“愤青们”便是这个教育改革的第一批受益者。1960年代英国高校扩编，兴建了一所所红砖、玻璃与水泥盖起的新型大学，让这些新兴高级知识分子得以进入高校任教，进一步消弭了英国社会的阶级阶梯。
正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十年里，洛奇从事着他的文学职业：他在伯明翰大学英文系任教，并完成了两本关于格雷厄姆·格林及伊夫林·沃的专著。而他最早的三本（ThePicturegoers;Ginger,You’reBarmy;OutoftheShelter），承继了英国的严肃写实传统，描绘了以洛奇自身成长经历为蓝本的英格兰乡间、英国军旅以及笼罩在二战阴霾下的英国社会生活；作品中颇见脱胎于格林与沃的凝重与讽刺。这三本并没有使洛奇受到文坛赏识。在友人及学术同侪布雷德伯里的建议之下，洛奇摆脱社会写实传统（及“愤怒的青年”）加在他身上的“焦虑影响”，在第四部《大英博物馆在倒塌》中成功地找到了他自己的风格：一个亦庄亦谐、既能联系文学创作和评论双轴、又能结合传统与创新的叙事角度。自此以后，他的“校园三部曲”不但把战后英国推向又一个高峰，也奠定他个人的文学高度。这组三部曲，不仅是刻画校园学术氛围、教授与学生之间互动关系的社会喜剧，更是洛奇消化吸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
卢丽安/文（刊于《文景》2007年第6期，欢迎访问《文景》读者小组）
一
采用这么一个耸人听闻的文题，意在直白地宣示戴维·洛奇在当代英国文坛不可动摇的地位。
文学研究带有厚重的后视史学性，而研究当代文学比研究其他既定历史时期的文学更令人战战兢兢，原因在于：鉴于大部分的当代作家都仍健在，都仍笔耕不辄，因此要针对个别作家或流派梳理出一个具有某种“定论”的评述不但困难，又可能产生“看错马、下错注”的窘况。文学作品到底具不具备“经典性”，除了受作品本身当时的时代评价、创作手法、精神内涵等文本特质左右之外，也必须接受时间洪流的冲刷推移，任凭跨时空语境的读者客观阅读经验来重新诠释和判断。试以约翰·布莱恩（JohnBraine,1922－1986）为例。他的初试啼声之作《顶层的房间》（RoomattheTop,1957），曾席卷战后的英国文坛；不但热销，也立即被改编成电影，硬是把布莱恩推入“愤怒的青年”一代名流。可是，那年头的文艺青年，哪一个不忿忿在心？随着“愤青”们在聚光灯下步入中年，作品也不复当年般轻狂，布莱恩也逐渐淡出读者和文坛视野。这例子说明文学经典性由热渐次转冷的可能。
另一种情况是，一个成名作家的非代表作，经过学界的系统研究，其长期以来被掩埋的亮点终被揭示出来。以夏洛蒂·勃朗特为例。一般读者知道她是经典《简·爱》的作者，却很少有人接触她另一本鲜为人知的作品《维莱特》（Villette,1853）。殊不知恰恰是这部作品，欧美文学界普遍认为，不论就主题精神、写作手法、叙事结构、人物塑造等方面而言，《维莱特》都可算是勃朗特最成熟而出色的佳作。
这两个例子要说明的只不过是一个不言而明的事实：文学作品能不能进入经典行列，直接或间接都会受到诸如行销策略、读者锁定、影视跟进改编、甚至评论者的意识形态立场、学术教育机构的参与等非文本因素的影响。
回到主题。那么，戴维·洛奇的《换位》，算不算战后英国的经典之一？以学者哈瑞·布莱迈尔斯（HarryBlamires）在1982年的观点看来（那时，《换位》出版才近七年），洛奇的（在那时，“只有”六本）尽管比布雷德伯里（MalcolmBradbury）的更诙谐、更精辟、更具讽刺之能，但是却因“缺乏洞见，无特殊细腻笔触，无任何可超越瞬时风尚的价值精神”，而“无法跻身于英国文学的重要作品行列”。
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今日，2007年，同意布莱迈尔斯意见的，怕是已寥寥无几。虽说“众口难调”是文学研究与阅读的通则，但是，任何一个当代英国的学者或读者恐怕都不会对洛奇的大名感到陌生。
洛奇著有十三本，两本戏剧作品，四本电视、戏剧改编脚本，十四本文学学术评论及理论专著——这还不算他在知名文学期刊、杂志、主流报纸上发表的书评呢！身兼家、剧作家、英国文学学者、教授、评论家等多种身份，洛奇对当代文学界的影响，无论从历时或共时的角度看，都可称得上极为深远。可以这么说，洛奇的及学术生涯在在都记录了战后英国社会及文学界的精神变化。上海译文出版社新近以及即将出版的一系列洛奇的（《大英博物馆在倒塌》、《换位》、《小世界》、《好工作》、《作者、作者》）和两本学术专著（《的艺术》、《意识与》），一来让一般读者大饱眼福，二来促进了国内学界对洛奇文学评论思想的研究，有助于国内的当代英国文学研究的发展。
二